1935年6月，四川懋功，两支红军主力相遇。张国焘面临的不仅是行军的问题，更是关于党和军队领导权的争论。考虑到人力和物力优势，他认为中央红军的指挥地位不足以决定全军策略。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难以回头。作为中共一大代表，张国焘资历深厚，但在长征中与中央红军在是否北上或南下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毛泽东主张北上建立新的根据地，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，甚至以武力胁迫反对者。尽管有人劝他顾全大局，他却说“枪在手里，部队有发言权”。1935年9月，他率部南下，在川康边界自行成立“中央”，自任“主席”，这一行为挑战了中央的权威。结果，南下部队在川康遭遇重创，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重新北上，张国焘自立中央的做法宣告失败。

有趣的是，尽管经历挫败，张国焘并没有立刻认错。1937年西路军渡黄河后遭受重大损失，他的声望在党内锐减。1938年，他脱离延安，投靠国民党，昔日革命领袖最终站到了敌对阵营。退出党组织后，他未能在国民党内部获得稳固位置，始终被提防。晚年移居加拿大，1979年在多伦多去世。他的回忆录大多围绕着为自己辩解，鲜有真正反思的内容。

相比之下，王明的轨迹不同，但同样逃避现实。王明早年在莫斯科学习，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进入党的核心。他强调理论，但往往以理论代替对中国特有情况的分析。土地革命后期，博古、李德的军事策略受教条主义影响，导致红军面临重损，最终被迫长征。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，党的军事领导格局得到调整，毛泽东恢复核心领导，红军采取更灵活的战术。然而，王明在抗战初和时仍坚持过度依赖国民党，遭到了毛泽东的质疑。 球友会直播

在延安整风期间，王明的教条主义遭受批评，但他并未像张闻天、任弼时那样从实践中反思，最终在1956年赴苏联后长时间滞留，1974年去世前仍在为自己辩护，归咎于他人。

张国焘与王明的结局截然不同。朱德、陈毅在1929年一度对党与军队的关系有过不同理解，但在古田会议上，他们认错并进行了自我批评，因而在后续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刘伯承起初也有异议，但通过连年的战斗，他逐渐认识到革命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调整策略。

张闻天、王稼祥、任弼时亦经历过教条思想的误区，经过长征的实践，他们逐渐认识到不能仅依赖理论，而是要关注实际情况。在遵义会议前后，他们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调整，促成了会议的正确结论。 球友会直播

张国焘与王明的问题在于，他们将个人权力置于组织原则之上，没有摆脱自身的教条主义。这种内部分歧在所难免，关键在于能否面对事实并在失败中改变自我。很遗憾，这两位在世时始终未能完成这样的改变。